采访时间：2015年6月17日

采访地点：北京解放军304医院病房

人物小传

　　王恩韶，1922年1月生，1942年东吴大学毕业后，加入大上海分保集团从事再保险业务，后被太平保险派到瑞士再保险、伦敦通用再保险等公司考察工作，解放后加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从事再保险工作，历任再保科科长、办公室副主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副执行董事、人保驻伦敦联络处首席代表等。2015年10月去世，享年93岁。

解放前投身再保 见证人保初起步

　　问：王老，您从解放前就开始从事再保险工作，给我们介绍下您是怎么与再保险结缘的？

　　王恩韶：我是1922年生，1942年东吴大学毕业以后就进保险公司，当时我进的是大上海分保集团。解放以前，中国的保险基本上就是在上海，因为上海最初是租界，当时由美国人控制，上海的保险基本上掌握在美国人手里。

　　上海的民族保险公司就自力更生，组织了一个分保集团。我从学校出来就参加了大上海分保集团。后来日本人占领租界，日本的保险公司到上海就要和中国的保险公司合作，开办分保公司、联保公司，中国人那时候就没有同意。后来主要的中国保险力量就开始从上海迁移到重庆，我被派到瑞士开展工作。一直到解放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立，我就辞去那边的职务，参加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

参观朝鲜战争纪念碑

保险普及困难重 经营监管分家难

　　问：解放以后，您到北京的人保工作，当时大家对保险作用的认识怎么样？

　　王恩韶：当时大家对于保险赔偿的任务、职能不很了解，普遍认为保险是累积资金的一个手段，对于保险的保障赔偿功能并不理会。所以保险公司从财政部转到银行，又回到财政部，目的就是多上交资金。

　　因为保险在老百姓之间、企业之间并没有开出一条路，收获不大。也正是因为对保险的保障赔偿任务不理解，无论财政部或者是人民银行都没有建立过一个专门监督管理保险的机构，这在国际上是比较特殊的。我们只有一家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定了一个组织机构的规定，是保险总公司用来管各地分公司的，而且没有专职人员。

　　有一次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代表团到开罗参加亚非保险再保险联合会，那个时候林震峰是副总经理，作为人保公司代表参会，我作为业务人员兼翻译跟着去了。第一个会大家都谈如何开展业务，第二个会是谈如何监管保险业务。外国人就不大理解，为什么业务活动你来参加，监管活动你又参加？埃及的一个再保险公司总经理就说：“你怎么这么神通广大，业务开会是你，监管又是你，你拿你的右手监管左手，监管得了吗？”

　　林震峰副总经理也没解释，因为我们就是这么个情况。回来以后就上报了，说这个情况很不正常，但是没有什么改变。第二年又开会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成立什么监管机构。因此派了两个人，一个是林震峰，另外加派了李聘周，对外就说是一个是搞业务的，一个是监管业务的。

　　所以说，当时国内对于保险究竟能起什么作用，基本上是不清楚的。

协助筹建越南保险公司 受到越南财政部表彰

跃进轮首航沉没 再保立功救急

　　问：那个时代大家对保险的认识不够，但跃进轮事件，是不是让大家认识到保险的作用？您是跃进轮分保和理赔的亲历者，给我们讲讲这段历史吧。

我国自主建造的第一艘万吨级巨轮——跃进轮

　　王恩韶：1963年4月，我们中国发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赔案。我国自己建造的第一艘万吨级的海轮就是跃进轮，装了一万吨的玉米，从青岛出发开航到日本。4月30日开船，第二天就在经过南朝鲜海域时触礁沉没了。跃进轮是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保险的，我那个时候就是再保科的科长。跃进轮那时候保额是120万英镑，我们自留20万英镑，要分保出去100万英镑。

　　我们分保一般都是在伦敦劳合社，承保以后，我们就在跃进轮开航前的那个星期，通知伦敦的经纪人威利斯（Willis）。由于是中国的第一艘船，所以英国的承保人比较谨慎，当时没有直接接我们的单子，说需要研究研究、了解了解。结果在开航以前的礼拜五，伦敦经纪人只成功安排了80万。礼拜六跃进轮沉没，我们不敢马上通知伦敦劳合社这个消息，因为我们要分100万，他才分了80万，我们想把这100万都分出去。所以到礼拜一，就打电报给劳合社的经纪人，问分得怎么样了，全分完保单给我寄来。结果经纪人说礼拜五分出去了80万，还有20万本来打算他一早到劳合社市场接着分，结果一进大门，门口的卢丁钟（Lutine）就响了，说跃进轮沉了，剩下的20万就没能再分出去。

　　周总理对跃进轮沉船很重视，他亲自主持开会，分析事故原因，当时认为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被美国帝国主义侵略者给打沉的，另一种是触礁沉没。交通部汇报工作的时候说我们有保险，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保的。总理办公室就打电话给保险公司，说派个领导带个业务干部到国务院开会。我那时候主要是管业务的，林震峰副总经理带着我来到国务院。

　　总理问如果触礁搁浅，保险赔不赔？我们说赔；总理又问如果让美帝国主义给击沉了呢？我们说也赔。我们跟总理汇报，我们为跃进轮办了两种保险，一种商业保险，就是触礁搁浅这个原因而沉船受伤，赔。另外就是战争险，被美帝国主义打沉了，也赔。当时罗瑞卿将军也在场，听了以后不敢相信，说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啊。

　　跃进轮是保了120万英镑，我们自留20万，通过伦敦劳合社市场分出去了80万，还通过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分出去一部分，最后通过分保先后从国外收回来104万英镑，比我们预期的还多了4万。周总理最后在开会总结跃进轮事件的时候，说跃进轮出事，各有关部门都有不同的责任，唯有保险公司从国外要回来104万英镑，很不简单。

《关于跃进轮船货保险情况的报告》手稿

跃进轮赔款通知书

远赴美国英国 创办公司盈利

　　问：您后来又去国外代表处工作过一段时间，给我们介绍下在国外的工作经历吧。

　　王恩韶：中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创始国之一，新中国诞生后我国的席位长期被台湾当局占据。1980年新中国在IMF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复，当时人民银行在IMF没有人，就把我调到美国华盛顿担任IMF中国的办公室顾问、副执行董事，在那工作了几年时间。

在中国保险（英国）有限公司工作期间合影

　　为了开展国际业务，人保在1955年左右于伦敦成立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驻伦敦联络处。1985年人保又派我到英国担任联络处的负责人。我又跟伦敦的中国银行联系，两家合资办了中国保险（英国）有限公司，在1985年10月1号签了第一份保单，这也就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国外成立的第一家公司出的第一张保单。

　　联络处的主要工作是帮助人民保险公司办理分保业务，当地的业务做得很少。责任保险在当时是一个新兴的业务，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个房顶，房顶盖了以后过了一年半年，质量不高塌了，保险公司就认为这是一种责任保险，很多保险公司都保这种险，保费是很多，赔款就更多，有不少公司就是因为做责任保险而关门的。

　　我们在英国的时候，非常幸运的是没做这个业务，因此我们每年虽然只有100多万英镑的保费收入，可是我们赚钱，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做责任保险。

参加中再集团60周年司庆活动

　　1991年5月，我从英国调回国，然后就退休了，退休单位是中国再保险（集团）公司，我还一直担任中再集团的顾问，发挥着一点余热。我这一辈子除了做保险工作以外，没有干过其他的行业，始终就没有离开保险这个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