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时间：2017年7月21日

采访地点：中国再保险大厦

人物小传

　　袁素珍，1952年12月生，1974年被推荐到北京大学西班牙语专业学习，1978年毕业后进入当时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再保险处工作，先后从事账单、国际再保险和法定分保等业务。1996年保险分业经营时，来到中保再保险公司工作，历任法定分保处副处长、处长，国内分保处处长、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助理、中再产险信息部总复核等职务，2007年12月退休。

见证“大接、大赔、大赚”的时代

　　问：袁总，我们听说您大学学的西班牙语，毕业后是如何从事再保险工作的？请您给我们讲讲与再保险结缘的过程吧。

　　袁素珍：1974年，我被推荐到北京大学学习西班牙语，1978年1月毕业后就分配到当时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工作，主要是国际业务需要外语人才。最初跟随再保处的老前辈从事账单工作，当时都是手工入账，用算盘计算，非常原始，稍不留神就可能弄错。每年汇总算大帐的时候更为艰难，要把公司全年的再保险业务用算盘一笔一笔汇总起来，历时三个月。那段日子里，眼睛里是账单上一行行的小字，耳朵里都是噼里啪啦的算盘声，一天下来满脑子都是数字，做梦都是在算账，梦见账目做不平，一着急就吓醒了。

　　问：您做了几年账单工作，后来是怎么走上业务岗位的？

　　袁素珍：我在账单组工作了三年左右，大概从1981年开始做业务。最初做临分业务，负责杂险部分。

80年代再保部除夕晚会

　　每天早上我们桌子上就放着一大摞业务材料，那时我们的业务范围很广，什么险别都有，比如保伯爵夫人失踪、保舞蹈演员的大腿、保马的配种率等。当时我们没有很好的技术支持，虽然部门里的几个老先生做过国际业务，但是由于后面中途中断过，对国际市场也缺乏了解，对风险累积也没有足够的防范。当时我们做的最多的业务是美国的责任险，保费量特别大，业务来源也很多。美国人比较讲现金流，一张保费账单就跟着一张支票，头两年美金就这样源源不断地流进公司。但是5年以后赔款显现出来，“大赔”就开始了，赔款最大的案子是石棉产品责任险，还有美国的药品责任险案，类似的还有伦敦超赔合同。

　　美国责任险和伦敦超赔业务的责任累积让世界上很多再保险公司遭受灭顶之灾，我们也赔了很多钱。后来人保就成立了专门的理赔小组到各公司去协商解决历史积案，还有一些业务采取一次性了结的办法，结清历史问题。

　　由于那时的业务核算是按照会计年度进行，也没有留任何准备金，每年的保费结余都上交给国家了，最后的赔款只好由保险公司自己承担，中保再保险就是在分业经营时分到了20多亿的赔款。

　　1988年参加第六届第三世界保险大会

“沱海轮”理赔案件是法定分保的攻坚战

　　1988年再保险部新设立了国内分保处，我是第一任副处长。当年国内正式开始法定分保，我负责做平安和太平洋两家新成立公司的业务。我们一家一家公司去谈业务，平安对接的是马明哲总经理，太平洋对接的是邵党娣副总经理，直接谈分保合同。在这个过程中，人保内部的两家分公司——深圳分公司和海南分公司的分保业务也划归到我们部门来做。人保的深圳和海南分公司与人保其它分公司不同，他们不用向总公司上缴利润，而是通过分保的形式进行管理。

　　问：您做法定分保业务的这几年，发生过什么有重大影响的赔偿事件吗？

　　袁素珍：法定分保业务刚开始做，就发生了一起著名的“沱海轮”赔案事件。“沱海轮”当时的保额大概是1280万美元，由当时一家新成立的保险公司承保。这艘船撞沉了一艘价值1600多万美元的日本渔船，死伤数人，漏油还污染了加拿大海域，所以加拿大法院就把“沱海轮”扣留，需要保险公司提供足额担保才能放行。但是这家保险公司刚成立，在国际上没有名气和信誉，他们出具的担保函不被法院接受。船就被扣在加拿大的港口，每天需要支付一两万美元的维持费用。在原保险公司的请求下，我们出面帮助解决，以人保公司多年来的信誉为担保，协调了中远公司和中国银行，最后给加拿大皇家银行出具了一个正式担保函，这艘船才被放回来。

90年代阜成门大厦办公场景

　　后来在理赔时，新公司由于缺乏经验，赔案四年都没有解决，急坏了中国远洋公司，“沱海轮”的船长也急出一头白发。最后是我们分保处出面联合有关各方跟日本船方谈判，圆满解决了“沱海轮”的赔款。这件事可以被看作是法定分保的一次攻坚战，对中国再保险市场的促进很大。

　　问：通过您讲的案例我们了解到法定分保的开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请问您后续在法定分保落实的过程中还遇到过什么难处？

　　袁素珍：当时我们的难处特别多，因为我们是在人保的再保部里来做法定分保，人保本身不分给我们业务，只有那些新成立的保险公司把业务分给我们。人保的同志埋怨我们支持别的公司跟人保竞争，其它公司则说我们偏袒着人保，因此做工作经常是“里外不是人”，十分具有挑战性。另外在谈分保条件时也是很难的。因为法律只说了分30%给我们，但是具体怎么分，中间有什么要求，都没有规定。比如说分保手续费是多少都需要再谈。而且我们也不能所有的业务都按30%去接受，比如卫星发射，30%就太多了。因此我们当时规定了一些限额，超过限额的需要提前申报。比如说多大的船要事先报告，什么东西必须经过同意才能去保。由于每家公司的情况不同，每次谈判都很艰难。

1996年参加中保集团海外机构研讨会

商业分保从无到有，逐步发展

　　问：您刚才讲了许多在人保时候的经历，您能再讲一下成立中保再之后法定分保和商业分保方面的经历吗？

　　袁素珍：那时候人保虽然还没有法定分保，但是他们内部有一个二八分保，就是20%分给总公司，这件事由他们的总公司来做，形式其实跟法定分保是很像的。1996年中保再成立以后，我们就把二八分保拿过来当法定分保，后来我们又专门成立了法定分保部，当时公淑艳任法定分保部总经理，我就留下来做商业分保了。

　　问：您曾担任商业分保处处长，是怎么把商业分保做起来的？请您给我们讲讲这段历史吧。

　　袁素珍：后来随着中保再业务的扩大，公司领导认为只做法定分保，业务不平衡，就号召我们把商业分保做起来。开辟商业分保的道路也是异常艰难、举步维艰。当时国内业务除了海南和深圳两家分公司以外，其他的公司都没有商业分保。中保再成立后，原来中保财的分保业务，他们自己做了，不通过中保再来分保。我们手里只剩下兵团保险、太平洋和平安等三四家的业务，业务量很小，公司进入困难时期。

　　在年底的总结大会上，戴凤举总经理给大家讲话时说：“山不转水转”，意思是这块没有业务了，我们可以开展别的业务，给大家鼓舞士气。晚上的联欢会上，曹圃总唱了一首歌，恰好就是《山不转水转》，唱得特别好，歌声感染了所有员工。大家就倡议把这个《山不转水转》作为中再的代司歌。虽然不是正式的司歌，但是非常深入人心，因为歌词十分契合公司当时的境况，我们虽然这块业务没有了，但是别的业务我们会发展起来的。

　　当时我是第一任商业分保处的处长，凭借我以前做法定分保时跟各家公司再保部的联系，一点一点地开拓业务，商业分保就是这样起步的。我记得特别清楚，第一笔商业临分业务是一家保险公司分给我的一笔吊车吊装货物的业务，因为吊装的时候风险很大，他要分保。当时的分保费只有80块钱，虽然金额不大，但是第一笔业务，意义重大。我记得后来我交出这些业务的时候，大概做了将近三千万人民币的保费，商业分保就这样慢慢发展起来的。

　　问：商业分保由起步到逐渐壮大，请问商业分保是从什么时候起发展成为主营业务的？

　　袁素珍：在WTO谈判决定逐年取消法定分保以后，公司开始大力发展国内其他的再保险业务，于是商业分保就逐渐发展起来。法定分保那边是每年减少5%，商业分保这边就首先开始做成数合同，实际上就是把法定分保的业务变成商业合同，这些业务主要是法定分保部处理。后来又成立了一个国内业务部，专门做这些业务。

1999年中国再成立晚宴合影

　　有一阵子商业分保业务发展得比较缓慢，领导决定采用竞聘的形式，谁能使业务快速增长谁来当部门总经理。后来张泓总竞聘上岗，带领大家大力发展商业分保业务，在那一段时间里公司商业分保业务得到快速发展。成立了商业分保部后，我就回到国际部担任助总，走上管理岗位，不再做业务了。

担当重任 更上一层楼

　　问：您对中再集团的发展和新一代中再人有怎样的期待呢？

　　袁素珍：现在公司的资本金有了很大的提高，公司在国际上也有了很好的信用评级，特别是随着我国在国际上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再的前途一片光明。我对中再的发展充满信心，希望新一代中再人接好这一接力棒，担负起年轻一代的责任和使命，让中再更上一层楼，推动中国保险行业繁荣昌盛。